再融资新规发布以来，定增融资规模持续增长。而同样作为上市公司重要融资方式的转债则受到挤压，募资规模大幅减少；基金公司新布局的转债基金也从去年同期的13只减少为4只。

　　转债类基金申报降温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6日，今年2月14日再融资新规发布以来申报的转债类基金产品仅有3只，为华商、招商、银华基金变更存量基金为转债债券基金或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指数增强基金而来，年内唯一一只新产品为1月份申报的光大保德信中证可转债债券型基金。

　　去年同期申报的转债类基金多达13只，全年共16只；相比去年转债基金的布局数量和节奏，今年转债基金申报呈现出明显的“降温”。

　　从转债融资角度看，截至6月6日，今年以来公开募集的上市公司转债数量为66只，比去年同期增加11只；发行总规模为651.07亿元，同比减少了56.58%。与之相对应的是，今年上市公司增发融资2932亿元，在股权融资中占52.79%，超过去年44%的比重。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同样作为上市公司重要的融资方式，定增与转债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海富通基金固定收益研究部总监莫迁认为，再融资新规对于增发的放开，叠加上市公司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下增大了融资需求，定增占比出现提升。而转债发行作为自2017年开始被上市公司接受的“类股权”融资方式，融资量在短期受到定增放开的挤压。但从绝对数量来看，转债发行仍在平稳增长，下半年可预见的新增转债发行至少有2000亿。长期看，二者应该是齐头并进的趋势。短期的变化不会影响公司产品布局规划，产品布局仍然遵循长期逻辑。

　　北京一位定增基金经理告诉记者，近期上市公司申报定增预案规模增长迅猛，超过了7000亿元，今年已经落实的规模接近3000亿元，全年有望回归万亿规模。定增融资方式的猛增，对可转债融资方式形成挤压，今年可转债发行总规模可能不及去年。“定增和转债融资一定程度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且，上市公司融资会比较性价比，2018年~2019年，转债融资规模增长较快，主要是因为此前定增融资难度大，而企业存在融资需求，于是转向了可转债融资。”不过也有投资人士认为，从转债的发行结构看，剔除部分规模较大的银行转债，转债市场的活跃度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万家可转债基金经理陈佳昀表示，转债融资规模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去年同期3只银行转债发行规模达到800亿元，若剔除这3只银行转债，今年转债的发行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相当。“转债和定增相比有其无法替代的优势，转债扩容的趋势仍在持续。目前存量转债规模超过5000亿元，数量超过290只，日均成交量超过200亿元，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从新成立转债基金数量看，2015年~2017年，每年成立的带“转债”字样的新基金分别为2只、5只和3只；而在2017年再融资新规叠加减持新规后，2018年~2020年转债类产品成立数量分别为9只、5只、6只。

　　融资方式各有优劣

　　从上市公司角度看，融资方式、门槛高低是它们在选择融资方式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北京上述定增基金经理分析，从上市公司融资角度看，不少公司还是倾向于定增的方式。因为发行难度较小、节奏快。新规后，发行门槛也随之降低。而发行可转债有一定财务指标要求，门槛相对高一些。债券发行后还存在稳定股价、争取转股，转股不成还存在还本付息压力。总体而言，转债融资方式后续操作流程复杂，不确定性较高，定增融资在上市公司融资中应更为有利。

　　陈佳昀则认为，作为上市公司重要的再融资手段，转债和定增各有优劣，并不能完全互相替代。不同诉求的上市公司会采取不同的再融资手段。在他看来，定增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审批流程快，相对限制条件少，募投项目灵活，但一般有6~18个月的锁定期；而转债采取公开发行方式，无需上市公司事先寻找投资方，大股东可以较快地减持，而且可以溢价发行，减轻股权摊薄压力。

　　莫迁认为，定增的难度降低，上市公司选择融资方式时有了挑选余地，有融资需求的公司仍然会倾向于定增，达到转债发行要求的部分公司一般会选择可转债融资。莫迁分析，相比较而言，转债的发行门槛并不低，对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有许多硬性要求，而达到要求的企业采取转债融资会快一点。

　　从过去一年的业绩看，截至6月5日，55只具有可比数据的转债基金（份额合并计算）平均收益率为12.7%。

　　在莫迁看来，过去一年转债基金收益大部分来自权益市场行情，未来转债(111.112, -0.09, -0.08%)市场仍有较多的投资机会。

　　陈佳昀认为，过去一年转债基金获得了较好收益，市场对转债这类资产的关注度较过往明显提升。转债投资的策略也日益多样化，投资人要及时适应市场的变化，才能获取较好的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