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将于3月4日正式召开，2021年国内经经济工作，将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务院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详细编制“十四五”规划，提交全国两会审查，并在会议发布。“十四五”规划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今年是否继续不设具体经济增长目标？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收入分配改革是否会有实质性进展？结构性潜能驱动的经济增长，未来会有多大发展空间？都市圈的投资优势在哪儿？今年是否是货币政策流动性拐点？不急转弯到底意味着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有什么变化？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两会特别节目，专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刘世锦的主要观点：建议淡化GDP指标作用，形成就业指标打头、GDP收尾的新衡量指标；应关注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创造更多均等就业机会是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重要方式；与中速增长配套的结构性潜能增长空间巨大，其中，都市圈的投资质量较高，风险相对较低，同时能带动各种产业发展；经济发展质量长期决定汇率升值幅度；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增长只起到短期平衡和稳定的作用，更应专注结构性调整带来的经济质量增长。

　　第一财经：刘主任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怎么看今年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和任务，还会不会有具体的数据的表达？

　　建议形成就业打头 GDP收尾的新衡量指标

　　刘世锦：从我本人的观点来讲，其实我提过一个建议，我就说我们现在可以适当地淡化GDP指标的这个作用。因为去年我们没有用GDP指标，其实整个经济增长在去年那种情况之下还是不错的。以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套由就业指标来打头，GDP收尾的这样一套指标体系。为什么特别强调就业？因为我们过去很多年我们一直讲要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其实就业指标如果比较好的话，它也是一个宏观指标，它也能够反映整个经济增长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就业方面，其实这个指标还缺少一个全面的准确的衡量就业状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尽快的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能够反映全国以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就业状况的这么一个指标，GDP仍然是要的，但是我们想把它能不能在指标体系中间往后放，我们应该再设定一些重要的指标，当然物价指标通常是要考虑的。与此同时的话，比如说全要素生产率，比如说单位GDP的碳排放。最近我们不是讲碳中和目标要实现，把这些指标再加进去，最后形成一个就业指标打头，GDP收尾的这样一个新的指标体系。

　　第一财经：我们看到现在全球都处于一个宽松的状态，包括以前很低的PPI，最近也有回升，大宗商品的价格有波动，在您看来，现在政策层面是否已经开始关注到或者担忧到通胀的问题了，接下来会不会对这方面有一些工作上的调整？

　　应关注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

　　刘世锦：这方面的压力可能性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通胀的这个可能性并不大。我们一般的这种商品的供应能力，特别是一般的日用消费品，日用商品的供应能力，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过剩的，供应是充足的，而且这种需求基本上满足了。所以以往那种由于商品供不应求而出现价格明显上涨的那种局面，其实从这个基础上来讲，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种有可能发生价格上升的一个因素，就是要素成本，成本推动型的这种价格的上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关注。但总的来讲的话，上涨的幅度和商品相关的这种上涨的幅度估计不会太大。

　　第一财经：您之前也提出扩大内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的规模，收入分配改革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创造更多均等就业机会 扩大中等收入规模

　　刘世锦：我的建议就是在今后10年到15年的时间，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4亿人左右扩大到8~9亿人，也就是翻一番。那么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目标呢？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扩大消费需求以及消费需求所带动的其他方面的需求。因为中国经济我们下一步要保持一个中速增长，比如说十四五期间，我们可能还要保持5%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需求从哪来？很大一部分要从中等收入群体中间来，中等收入群体，除了现在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之外，还要看增量，因为比如说我们有4亿人扩大到8~9亿人扩大一倍增量，他比其他阶层带来的消费的增量，或者更大范围需求的增长实际上都要大。第二个方面，实际上是增加我们的供给的，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很多人一想说扩大消费，钱从哪来？那么怎么解决收入提高的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了，能不能通过收入分配的问题来解决，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我们这些中等收入群体，主要还得靠他们自己创造财富来增加收入。我觉得是我们今后是更加需要聚焦的一个问题，就怎么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机会均等，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这里边可能最主要的一个群体是什么？就是农民工。现在大概已经离开农村了，离开土地了，进入城市，但是还落不下脚，户口问题没解决，住房问题没解决，基本的公共服务没有分享。这批人大概还有将近3亿人，2~3亿人。这部分人是我们未来就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应该是一个主体。

　　第一财经：我们看到在十四五规划草案当中也提到了，要到2035年人均GDP水平要达到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水平，按照这种程度的话，我们每年的增速要在4.9%~6%中间至少在这个标准之内，您提到了一个我们之前没有关注的问题，是这中间跟汇率有一定的关系。

　　汇率升值对收入的贡献往往高于GDP实际增速

　　刘世锦：我们做了些研究，比如说日本和德国，他们在和中国目前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在往后16年的时间，他们的人均GDP其实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在GDP增长的过程中，所谓实际增长率的贡献，实际上是低于它汇率升值的幅度。或者反过来说，十几年以后他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准。如果一定要和实际增长速度这个份额来比较的话，那就汇率升值的幅度超过了实际增长速度贡献的幅度。好，那么这个里边我再讲一个道理，就说是汇率怎么才能够升值？

　　经济发展质量长期决定汇率升值幅度

　　从长期来讲，它实际上是由你的劳动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来决定的。所以我讲的意思就说是我们要实现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这样一个目标。一方面我们要争取尽可能高的国内的实际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其实如果从现价美元来衡量，我们要达到那个时候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是要靠汇率的升值，而汇率的升值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提升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达到预定增长目标关键因素之一是汇率升值

　　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到15年以后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话，我们要争取目标的话，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争取一个比较高的实际增长速度，但是这个4.7%难度都很大了，这是有上限的。所以剩下的话关键就是汇率要升值。除了刚才讲的国内有一定的通胀因素之外，主要是汇率的升值，而汇率升值主要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我们广义上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来决定的。

　　第一财经：你也提到了结构性潜能的一个驱动增长的情况，而且您认为在中速增长的一个情况下，其实需要有一套配套的这种结构性潜能的增长，而且是有巨大的空间的。

　　与中速增长配套的结构性潜能增长空间巨大

　　刘世锦：这么大的增长动能从哪来？你需要找和中速高质量增长相配套的新的结构性潜能。这个方面我提了一个1+3+2这样一个结构性潜能的这样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这是一个结构性潜能的这样一个范围。所谓1，就是都市圈城市群加快发展，我以为是今后5年到15年，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能大概百分之七八十在这个范围之内。所谓这个三就是要补新的三大短板，特别十四五期间，我想新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就是指我们现在你比如说能源、物流、通讯、交通、金融，也包括土地等等一系列这些基础要素或者基础原材料这些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是不充分的，效率是不够高的。所以基础产业领域进一步推动改革，放宽准入，鼓励竞争，降低成本，它最后是能够降低全社会的成本。第二就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应该争取实现一个倍增的目标。第三，我们的基础研发和源头创新能力不强，这也是有人卡我们脖子的原因所在。但是把短板要补上，其实难度也很大。我们可能下一步在我们教育科研领域，怎么推动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创造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怎么来促进创新的，特别是在科学发现前沿领域，都有一些重大创新的这一套体制机制。最后一个2就是一个数字经济，再就绿色发展，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新的增长动能。但是从中国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优势，把1+3+2，把这一套新的结构性潜能如果能够调动起来以后的话，我觉得中国我们下一步至少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保持一个5%~5.5%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潜能是有的。

　　第一财经：我记得去年有一轮非常热烈的讨论，就是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它到底往哪投？您刚才提到的都市圈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之一，都市圈的投资在未来最大的优势在哪儿？

　　都市圈投资质量较高 风险相对较低

　　刘世锦：因为所谓都市圈其实重点是圈的发展。在我们原有的核心城市周边，要发展起大批的小镇，包括一些中等城市，那么这些城市怎么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用轨道交通把它连接起来。再一个的话，你比如现在新的这些城或者镇，它是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也需要盖房子，现在房地产大家也是讲说房地产到底还有没有发展潜能，应该还有一定的发展潜能，但是重点是在这个区域。所以我是讲说我们投资到底投到什么地方去，像这些领域包括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还有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都市圈发展起来以后，原来在城市核心部分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它是转移出去，一个就是它可以降低成本，再一个它仍然可以依托原有的专业化分工的网络，但是你转到这些小镇以后，你也得搞投资制造业投资，而且我们所有这些投资，我们可以采用数字技术，我们可以重视采用绿色的技术，我刚才讲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要和这些投资整个结合起来，所以这些地方它因为有需求，你投下去以后，整个投资的质量是比较高的，出错的风险相对比较低。我们现在投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所谓违约的风险，它实际上是它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没选对地方，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你现在是不论是老基建还是新基建，我们讲过这一句话，你投到都市圈，它应该都是好的投资项目。

　　第一财经：我们最后再聊聊宏观政策，首先看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现在市场和机构认为今年应该是已经到流动性拐点了。您怎么来看今年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一直在说的不急转弯到底意味着什么？

　　更多关注度应转向结构性调整

　　刘世锦：中央也提出我们不急转弯，但是弯你还得转，而且要转好。为什么强调这一点？从宏观杠杆率来讲，我们前几年这个杠杆率是相对比较高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在防控金融风险，实际上就是把杠杆率适当的把它稳住。其实要降杠杆难度也是很大的，首先要稳住，基本上稳住了前两年。但是去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又提升了20多个百分点。你注意到我们最近其实也有一些需要关注甚至担忧的一些迹象。比如说违约的现象是在增加的。另外我们的房市和股市有比较活跃的一面，但是有没有泡沫的因素，大家也在担忧。但总的来讲的话，宏观政策其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它就是起一个短期平衡和稳定的作用。所以我一再强调对宏观政策这个作用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中国经济比如说我们过去高速增长，现在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要保持一个中速增长，这个速度比发达经济体都高，比他们高，靠的不是宏观政策，靠的是结构性潜能。所以一定咱们要排个顺序的话，比如说中国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到底用什么工具管用，一定要排个顺序的话，我的观点是结构性潜能是第一位的，宏观政策是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把这个顺序要摆对。因为我是看到我们现在平常好像对宏观政策特别关注甚至以为经济形势好不好，靠的就是宏观政策的综合性，这可能对宏观政策在整个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作用，基本的一个看法上，这个可能还需要调整。

　　第一财经：因为它太影响市场预期了，我们在这种宏观政策的口径上也需要是不是稍微的有一些变化、淡化或者调整。

　　刘世锦：就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关系把它摆正。

　　第一财经：货币政策不急转弯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会被赋予更多的期望，所以今年你怎么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它会有变化吗？或者它积极到什么程度？

　　刘世锦：今年估计财政政策上第一个就不会再扩大了。但是我回收的力度估计也不会太大。因为今年毕竟还是一个转弯的时间。相对货币政策来讲，财政政策它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所以财政政策可能更强调一个稳健性。